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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文 2024-10-16 浏览(1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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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古籍保护意识与措施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古籍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文献载体的演变历程入手,梳理出我国古籍的基本形态和装帧方式的演变进程,可以深刻感知到先民强烈的古籍保护意识。我国古代为保护古籍而采取的防灾措施、管理办法、原生性保护措施和古籍再生手段,也值得今人借鉴。   关键词:古籍保护;古籍工作;古籍修复   中图分类号:G255.1;G253.6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济南250199)讲席教授,文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史哲》主编。   目 录   一、古籍与中华传统文化   (一)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   (二)古籍与文化传承   二、文献载体的演变历程   (一)甲骨、青铜器   (二)竹木简   (三)石碑、拓片   (四)纸本及其装帧方式演变   三、我国古代古籍保护措施   (一)古籍防灾措施   (二)古籍管理措施   (三)原生性保护措施   (四)古籍再生手段   古籍保护是国家大事。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负责领导包括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古籍保护事业,现已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除公共图书馆外,我国高校也是古籍存藏的重要单位。不少高校所藏古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为可观,如山东师范大学所藏古籍就有不少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鉴古而知今,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梳理古籍保护发展史,可看出古代和当代的古籍保护事业不仅一脉相承,且大有发展。   一、古籍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比如“穿衣”属于服饰文化;“大礼堂”属于建筑文化。文化虽有无数种,但是概括起来还有些精义。   (一)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   由台湾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共八册,十六开,配套八册教师用书。该教材对《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原文进行分类、注释、讲解,主要面向中学生,通俗易懂。这部教材主讲中国文化,结果内容都是《四书》,说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还可从其他角度进行阐释,如仁、义、礼、智、信。但也有一些在今天不好接受的角度,比如“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就是准绳,“君为臣纲”,就是君是臣的标准;“父为子纲”也是这样,父母是儿女的准绳。这在今天是做不到的。至于“夫为妻纲”,甚至是明确违背法律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批判性地看待,不能照单全收。   (二)古籍与文化传承   目前尼山学堂已招收了十三届学生,一年一届,这一国学班专门培养国学拔尖人才,要求读原典,课程也依据原典设置。《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周礼》《仪礼》《礼记》《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史通》《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兵法》以及《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都是必修课。大量阅读原典应是我们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   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存在于古书当中。目前部分古书经过专家学者的标点整理,已有容易检索和阅读的版本澳门六开奖结果2024开奖记录查询 ,最佳精选解释落实_尊享版6.896。但是绝大部分的古书都未经整理,还是未经标点的线装书。如山东师范大学古籍部存有二十多万册古书,真正整理出来的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大部分书还处于原始状态2024天天彩正版资料大全 ,时代资料解释落实_标配版5.235。传统文化还包括地上文化遗存,比如万里长城;地下文化遗存,比如兵马俑、龙山文化。此外,口耳相传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父母长辈口头传授的内容,都是传统文化萃聚之处。在这些当中,最丰富、最系统、最完整的就是中国古籍,因此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要读懂古书。古籍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古书的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传承古书中的历史文脉。近两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倡导的“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无非就是提示大家,还有这些蕴含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典籍,是容易被我们边缘化甚至遗忘的,我们应该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二、文献载体的演变历程   古书的流传使得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从古至今“书”的形态和载体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献载体有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现简述其中主要的几种。   (一)甲骨、青铜器   早期有文字的材料被称为文献,但这些材料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书”,比如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此外还有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上的文字又叫款识,按照古代的解释,“款”就是“刻”。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曾藏于山东潍县陈介祺家的毛公鼎是目前已知青铜器中刻字最多的,共计499个。该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二)竹木简   竹木简的使用时代较早,甲骨文的“册”字,就是将竹木简编连成册的象形文字。[1](P16)汉代竹木简发现较多,如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收藏在山东博物馆。孙武、孙膑是先秦时期军事家的代表,其中孙武有《孙子兵法》传世。据司马迁记载,孙膑晚于孙武100年,并且明确也撰著有《兵法》。但学界始终未曾见有人引用该书,因而日本汉学家斋藤拙堂的《孙子辨》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提出并不存在孙膑这个人,认为《汉书•司马迁传》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一句,其中的“孙子”指的是孙武,孙武被膑足,就叫孙膑。然而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同时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证明了这种猜想不成立,也证明这一时期采用竹简记录文献。在西北地区的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则说明也有用木简记录文献的。   时间较早的,还可以推至战国时期,如安徽大学收购的战国竹简,内容主要为《诗经》。安徽大学的战国竹简宽窄长短类似筷子,两头都方,咖啡色,颜色类似红枣。整理时把竹简泡在特殊的药液里,它就呈现出颜色比较浅的底色,文字较黑。在这种情况下,用特殊的相机拍下来,再把药液滤掉,放在设计好的、特别有利于保存简的水中,颜色就又恢复成黑色。简泡在塑料管的水中会飘起来,于是要用两道白线将简绑扎在一指宽的玻璃条上,这样简就沉入水中了。   (三)石碑、拓片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古代还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头上,以达到传之久远的目的。石刻文字极为丰富,主要分碣、摩崖、碑。碣为高石柱,上小下大,形在方圆之间。[1](P14)我国比较早的是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因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属于碣,侧面所刻文字记载秦国国君打猎的四言诗,又称“猎碣”,原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摩崖刻于崖壁、天然之石上,简易速成,于名山中多见。[1](P14)汉朝的石碑,如《张迁碑》《史晨碑》《石门颂》,存世不多,泰山、曲阜都有。东汉蔡邕是写碑之名家,曾奉皇上之命,把《五经》刻在石头上,立在国学的门外作为供世人参考的国家标准本。   现存比较完整的经书石刻是唐朝的《开成石经》,此碑今在西安碑林。该石碑上刻十二部经书,字体较小,需用拓片方易看清。这十二部经书中没有《孟子》,到清朝康熙年间才补全为十三部经书。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西安地区地震,有的石碑因此断裂。地震过后,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阳县学三校师生用四角铁架将断碑拼接重立,但有部分文字在碑断时剥落了,于是师生将缺少的字,另刻在小石头上并立在旁边,所使用的字体是从现存的碑上集字而来的,所以小石头上的字和碑上字字形一致。售拓片者因觉拓片中间缺字不够美观,就用万历时期刻的小石头拓片,经过剪裁补在整张拓片上,使得唐朝的版本和明朝的版本混在一起,这对我们利用资源非常不利。现在流传的基本都是这样镶嵌割裱的版本,但从版本角度来看,有缺字反而更好。   (四)纸本及其装帧方式演变   较早的纸本文书,如敦煌卷子,目前主要存藏海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纸质文献如山东图书馆所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曾在南京刻一套《大藏经》,称为《洪武南藏》,该书刻好不久书板失火焚毁,因此传世极罕,仅四川省图书馆存有一套,非常宝贵。永乐时期,在南京又刻了一部《南藏》,称《永乐南藏》;北京亦刊刻一部,称《永乐北藏》。《永乐北藏》为经折装,是从卷轴的形式演化而来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纸本文书的装帧方式亦不断推陈出新。以下我们介绍几种主要的装帧形式。   1.卷子、经折装   纸质文献在早期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画有仿竹木简的竖格,后来主要是书法、绘画作品保持卷子这一装潢形式,只是纸幅较宽。[1](P25-26)经折装就是把卷子改为折叠式,又称为折本,一反一正交替折叠,然后用纸质夹板夹起来。这种装潢方式与印度贝叶经的梵夹式应有一定关系:印度当时没有纸,而是用贝多罗树的叶子剪成长条形,用针在其上刻字后涂上颜色,再用湿毛巾擦下去,凡是刻过的地方就留有痕迹,没刻过的地方就被擦除。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也有这些,是傣文的,而印度的应该是梵文。贝叶经多用木夹,流传到我国后用纸代替木夹,所以有人将这种装潢称为梵夹装,我们一般称为经折装、折子。   2.蝴蝶装   卷子和折子均较长不易携带,于是书叶由长卷逐渐转化为单页,装帧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现代的平装书普遍都是双面印刷,但是书页破损后不便重新装裱。我国古代的书都是一面印字,如有损坏,就可以在背面采取类似裱字画的方式修补。单面印刷之后,在装订时,宋代是将有字的一面朝里折叠,无字的一面朝外,沿外侧折叠线刷糨糊,再用封面裹起来,类似现在的平装书。打开后是一整版,再翻一面无字,为了美观,有时也会把无字的一面粘住,方便阅读。因打开以后像蝴蝶的两个翅膀,这种装潢方式被称为蝴蝶装。   3.包背装、线装   明朝在折叠筒子叶时,方向与蝴蝶装相反,带字的那一面朝外,不带字的朝里,在折叠线的对面开口处装订。装订的办法,早期是打孔用纸捻钉上,钉完后再加封面,如《永乐大典》就是包背装。纸捻易断,于是装订完上加封面,下加铺面后,再打孔以线缝,就是如今常见的线装书。一个单页,如果字朝里折叠的话,装订起来就是蝴蝶装。字朝外折叠的话,装订起来要么是包背装,要么是线装。   三、我国古代古籍保护措施   历史上有一种比较迷信的古籍保护方式是祭拜书神,曾有人刻章“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认为书能得以流传是因为有书神名“长恩”的在保护。这种方式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从实用角度来看,所谓古籍保护,无非是在于严防灾难、加强管理、修复破损、避免失传。   (一)古籍防灾措施   1.防火   古代书籍多为易燃材质,防火就显得格外重要。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藏书记要》里提及石制书库:“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2](P46)此外还有设置拦火墙的方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内院的墙都很高,这样可以有效阻止火势蔓延。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福州,屋顶上也都设有拦火墙。故宫藏《四库全书》处多放置大水缸,近处备水也是一种方式,万一遇火可及时扑救。   2.防水、防潮   《藏书记要》内论及不可藏书之地:“而卑湿之地,不待言也。”[2](P46)这一方式主要针对我国南方地区,书页沾水后很难揭开,遇潮容易发霉腐坏。南方多雨而近海,因此自古南方多将藏书置于楼上,即使是在北方也采用这种方式藏书。也有在书的周围撒石灰的方式,吸水防潮。现在各地藏书机构采用空调等设备达到恒温恒湿的效果,但是成本相对较高。   3.防虫、防鼠   《藏书记要》载:“藏书断不可用套,常开看则不蛀,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则无蚁。”[2](P46)这里说的“套”指函套,北方气候干燥采用函套可行,而对于潮湿的南方,用糨糊制作的函套容易生虫。函套密闭,生虫不易被发现,因而需换成木夹,上下夹板捆起来,四面漏出,且要经常打开看,这样生虫就容易看见。此外,孙庆增还给出了进一步防护措施,防鼠用皂角研细铺柜顶,防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面。古人采用化学方式防虫,还比如夹芸草。芸草,《齐民要术》《梦溪笔谈》都有记载,《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汙。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文彦博)家,移植秘阁后。”[3](P18)也有用夹烟叶、放樟药丸的方式防虫,现在图书馆基本上都有樟木板、樟木箱,其中樟木板效果较好。   4.分藏各地   为预防天灾人祸,古人产生将书分散保存的想法。七部《四库全书》分散七处,圆明园的一套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烧毁;扬州、镇江的都被太平军烧毁;杭州的散了大半,幸得丁氏兄弟抢救抄配,从光绪七年(1881年)一直抄配到清末民初,大概有四分之三都是抄配的;承德避暑山庄的尚全;皇宫文渊阁的一套现存我国台湾地区;沈阳的一套现存甘肃。由此得见,若非七套分散保存,该书早已失传。章丘戏剧作家李开先也将书分藏五处,《闲居集·藏书万卷楼记》载:“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实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凡五。书,文明火象也,又天地精华,多则为祟,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庶不灾于火。吾楼书不过万,以此。”[4](P826)   5.地下库和夹壁 2024新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正版 ,时代资料解释落实_标配版5.235   为避战乱,有书库建在地下,也有放在夹壁中。《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前88年),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5](P1706)现在曲阜的孔府中还有一个纪念性的墙,上面写着“鲁壁”。西汉初年济南人伏生也曾在天下大乱时将他传授的《尚书》藏在墙里,《史记·儒林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6](P3124-3125)另外,清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历城藏书家、辑佚家马国翰去世后,其妻子将书版赠给女婿章丘李廷棨,李家也是将书版藏在家中夹壁,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取出,后入藏章丘博物馆。从秦朝末年(前209—206年)到道光年间,藏书文化的传承也代代延续。   (二)古籍管理措施   1.立家训、不外借   藏书界流传很广的一则家训:“鬻及借人为不孝。”意思是卖和借给别人都是不孝。曾有人将这句话钤印在书上,来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把书借给别人,更不能卖,也就是要保证书的安全。强调“书不外借”的记载很多,如《玉府新书》中杜元凯给他儿子的信:“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唐朝段成式的《庐陵官下记》:“据杜荆州书告贶云:知汝颇欲念学,今因还车致副书,可按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古谚云: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也。”古代书的生产量低,一般人不愿外借,但在中国历史上,亦不乏把书借人的例子。   2.变为族产   明朝嘉靖年间宁波的范钦建立天一阁,收藏大量的地方志、明朝的科举名录等,规矩森严,需家族中各房都到才能打开,因此天一阁藏书依然基本留存。天一阁藏书楼至今屹立,此外还有聊城的海源阁、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大藏书家孙星衍将其藏书放在孙家祠堂,作为祠堂里的公共财产。这样能够借助家族力量立条规保护,曾编有《孙氏祠堂书目》。这些藏书楼是一种象征,站在建筑前面能够感受到千百年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这些纪念物同时也作为地上遗存,是中华传统文化物质文化的一种。   3.赠送 2023新澳门天天开好彩 ,收益成语分析落实_钱包版5.842   历史上赠予藏书的案例很多。汉代的蔡邕也是藏书家,他认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青年有为,于是把他的藏书部分送给王粲。《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7](P597)南宋初年四川转运副使井度曾将其藏书送给部下晁公武。明末清初的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部分送给了族侄钱曾,钱曾《寒食夜梦牧翁诗》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元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书籍珍贵,好书更是不易得,因而赠书才显得愈发高尚。   4.报官、托银行保管   聊城海源阁的杨保彝为了防止在他逝世后族人私自将书出售,于是把书登记了目录,报给了聊城县备案,这一文件至今尚存。王献唐《〈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整理订补缘起》中称:“夫《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乃凤阿晚年手编底本,呈由聊城县政府转详山东提学使咨部备案者。”到民国时期,托银号代管成为保存古籍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民国年间土匪比较多,部分海源阁的书被寄存在天津盐业银行,后几经坎坷赎出,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也曾在北伐战争之前,将书寄存在上海金城银行地下库,经过战乱商务印书馆全部化为灰烬,但这批书却因为藏在金城银行而保存了下来,现亦存于国家图书馆。   5.近代以来的化私为公   著名的私立合众图书馆,由叶景葵、张元济等共同建立,其中藏有不少发起人的私人藏书。1949年后,私立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会决定把图书馆捐给上海市,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丰富馆藏的一个重要来源。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出版社,也是董事会决定把它变成公私合营。济南市有一个很普通的人家,姓丁,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后人,他家藏有丁宝桢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文化名家王闿运、薛福成等人的往来信件一千余件,这些信件没有副本,他们家的人认为这样一批东西应该属于国家,以便一代一代传下来。2023年冬天,丁先生将这批信件捐赠给国家版本馆。私立合众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再加上这位丁先生,他们这种化私为公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精神,特别令人敬佩。   (三)原生性保护措施   1.装裱、加护叶   装裱是一种与现在比较接轨的方式。中国的书单面有字,像裱字画那样裱,再衬一张宣纸,比原书大一些。这样装订起来,露在外面的是白纸,翻页时翻新的白纸,这种修复装帧的形式叫金镶玉。加护页就是加空白书页,装订的时候,在书前后多加两页宣纸加以保护。古人的卷子很长,前端加上一段没字的,叫包头,当把卷子全部卷起,外面留有一至两层空白页,以防鼠啮虫蛀。广东人会在书的封面里头那一页加一张红纸,叫万年红,可防虫,但有时效性,药效过期后,也不免遭受虫蛀。   2.配装具   物理保护的办法,还有配装具一法,如加函套、配木夹。对于北方,加函套的方式能够避免书的磨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而对于南方而言,配成木夹更有利于防虫,为起到更好的防虫效果,也有使用樟木夹。如《四库全书》在楠木箱子里面衬上一块薄薄的樟木板,这样既有樟木驱虫的效果,又不至于熏人。对于一些珍贵的古籍,也有藏书家为其装配匣子。海源阁藏书收入国家图书馆时,绝大部分书都是配的楠木匣,后来又由国家图书馆在楠木匣子外边配了函套。山东图书馆藏于慎行的《于文定公所著书》,也配有楠木匣子,用隶书在盖上写着书名。   (四)古籍再生手段   1.过录   在印刷、拍照、复印这些技术还未出现之前,只能通过抄录产生复本。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他从老百姓家得好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写”是照样抄写之意,“留其真”,大概是留下最接近真实面貌的抄本。还要“加金帛赐以招之”,这样才能把好书吸引来。   2.影抄   后来影抄逐渐盛行,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毛晋,称“毛抄”。毛晋家的影宋抄名气比较大,量也较大。我国数学方面的经典,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由于历代科举考试不再偏重算数科,到了清朝已不易收集。明时李开先曾藏有一批宋朝的算书,后经南方的藏书家徐乾学、毛扆等人影抄,才逐渐得以保留副本。如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的《缉古算经》,皇宫里收藏的就是影抄本。这是康熙甲子年(1664年),汲古后人毛扆在跋文交代的:“刻画影摹,不爽毫末”。清朝中期黄丕烈也有影宋抄本,以《十三经注疏》为例,其中《仪礼》有唐贾公彦《仪礼疏》,北宋国子监刻的单疏本《仪礼》已失传,南宋国子监所刻仅流传了一件在黄丕烈处。黄丕烈知此书重要,于是临摹一份,并在原书破损处对应的位置盖了“断烂”印戳,以表示不是漏抄。此书失传后,只有黄丕烈临摹的那一部,现藏国家图书馆。   3.影刻   《附释音礼记注疏》的刻印人是和珅。和珅发现了这部宋版《礼记》,叹为人间未有之书,于是照原样花钱刻出来。如今那部宋版书早已丢失,现在能看到的是和珅刻的这部,流传也不多。所以影刻,即照原样把它雕版印刷出来,也是古籍保护的一种手段。   4.影印   大约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借到一部来自皇宫的《孟子》影印,书上有牌记:上海涵芬楼假内府本印行,远近翻刻必究。而现在这部宋版《孟子》已经消失了,最后一次有记录是宫里将这部书送到琉璃厂去修理。幸亏商务印书馆影印了,现在还能看到宋版的《孟子》。通过影抄、影刻、影印能够让珍贵古籍化一为二、化二为三,降低失传风险。   5.补抄   茅元仪的《武备志》是我国军事史上很重要的一部书,五十二卷,其中部分由收藏者抄配。印章也照着原书上描绘。文澜阁《四库全书》也经由丁氏兄弟抄补,《天禄琳琅书目》上抄配的书估计占五分之一。越贵重的书,越多抄配的现象。   通过梳理我国古籍的基本形态和装帧方式的演变,可以深刻感知到先民强烈的古籍保护意识。我国古代为保护古籍而采取的防灾措施、管理办法、原生性保护措施和再生手段,也值得今人借鉴。今天我们遇到了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最好时代,古籍工作者都应该更加努力,为传承古书中的历史文脉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 杜泽逊 .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8.[2] 孙庆增 . 藏书记要[A]. 祁承㸁,等 . 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 沈括 . 梦溪笔谈[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4] 李开先 . 李开先全集:修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 班固 .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6] 司马迁 .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7] 陈寿 .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特约编辑:周余姣 责任编辑:联谊】   【公众号编辑:谢汶汶】   编辑部电话|022-2376 6725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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