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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有一种鸟叫kiwi鸟，因为没有天敌，这种不会飞的鸟在当地生活无虞。2024年2月，周轶君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2》时，在当地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宿命：丰厚的地理资源让新西兰人免于生存的压力。
她去新西兰的Swanson小学拍摄，发现课间长达35分钟。孩子们被放到“没规矩操场”（no rules playground），没有老师、家长在旁监督，孩子们放野归山，爬树登高，举着木棍打来打去，在坑洼的沙地上不戴头盔冲滑板。
在一旁观察的周轶君感到惊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你怎么忍住你的恐惧，不跟他们说‘你别这么干’？”她跑过去问一群正在疯玩秋千的孩子：好几个人在上面会不会塌？一个孩子自信地回答：不会！虽然看上去危险，“但只要人群里有人说害怕，其他人会立刻停下。”她观察2024新澳资料大全免费下载 ,全面解答解释落实_尊享版2.777。
没规矩操场只有一条潜规矩：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在这个底线之上，成年人不干涉孩子们怎么玩。“限制性的东西被拿走后，孩子变得特别有主意，特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泰国的一所国际学校，学生们早间集会的项目是冥想。（受访者供图）
2018年，拍摄第一季《他乡的童年》时，周轶君刚刚成为母亲，对这个角色的焦虑，让她走上了探索各国教育状况之路。2023年9月起，周轶君再度出发。这次她去了因地理资源匮乏而极度内卷的新加坡、重视感性教育的法国、追求教育透明度的德国、地广人稀的新西兰以及聚集着很多中国陪读家长的泰国。
在新西兰的一家幼儿园，角落里散放着“零碎旧料”（loose parts），比如废旧轮胎、货物箱的木底座、缠电线的电缆盘等。孩子们调动创意和想象力，变废为宝，比如一个隐形眼镜盒，就被制成“放大镜”，被孩子拿在眼前到处看。
周轶君观察，新西兰重视在教育里培养动手能力，是新西兰人“岛民性格”的一部分。
“（新西兰）是一片非常年轻、孤独的大陆，邻国都在特别远的地方，第一批岛民来就要解决很多问题。”周轶君说，这种性格特质从新西兰国旗上的银蕨叶就可见一斑，“银蕨叶的背面能反射光。（第一批岛民）刚来的时候，人没有路走，要开荒。银蕨叶是非常好的路标，所以你就知道，他崇尚的最早精神就是开拓。”
导演任长箴不觉得自己在拍一部聚焦各国儿童教育的片子。新西兰“牛羊比人多”，重视动物福利到了极致。她记得他们去新西兰拍摄一个兽医院，当地研究的冷冻技术，可将病牛病羊的尸体用于医学解剖，而不必做活体动物实验，任长箴受到巨大的感动，“看到了一个文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
“教育不只是针对低龄小孩的，哪怕你已经50岁了，你领受到一个好的、让你成长的东西，这仍然叫教育。”任长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4年7月，《他乡的童年2》在优酷播出。任长箴觉得，纪录片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是，塑造了新西兰、德国、法国等国家不同民族性的“根”，在基础教育里到底体现在哪里？
为什么要在教育里讨论爱和幸福？
新加坡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墙上赫然挂着“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的标语。这个国土面积761.1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怕输”心态弥漫整个社会氛围。
新加坡推崇精英教育，课外补习氛围浓厚。教育的“分流战”从小学的PSLE（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考试——小六会考即开始打响。周轶君去一个大商场的补习中心，留意到商场一楼有块大泳池，配有滑梯，她去采访补课的孩子，发现谁也没去那玩过。她惊讶于补习时间之长，“有人从5岁补到18岁”。
内卷和危机教育催生了新加坡的经济活力，新加坡也将培养人才视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202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显示，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新加坡学生全部排名第一。
不过，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在接受周轶君采访时却反思，这种教育体制带来了优等生同质化问题。学生所有的成长空间都被卷进积分制的系统中，留不出空间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所谓的天才，是被机制筛选出的，而非原生态的天才。
任长箴对这种筛选深有体会。“我们一路（也）都在被选拔，不断地选上和不被选上。”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认为我们从小考的这些试，就是陪着别的同学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选拔。我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学复数？学立体几何？就是陪着所有要学数学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场选拔，最后人家选拔上了，我就不学数学了。”
周轶君发现，法国人很爱说话，热衷自我表达，天性里带有散漫的底色。这些都能在他们的基础教育里见到端倪。任长箴则表示，在法国的基础教育里，她看到了关于认知常识、认知情感的培养。
法国课外哲学课上，孩子们探讨爱的话题，一个小男孩拿着苏格拉底玩偶发言。（受访者供图）
周轶君去巴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旁听课外哲学课澳门一码一肖一特一中直播 ,最佳精选解释落实_尊享版6.896。课开始前，哲学老师首先教孩子们学会提问。有孩子举手：可不可以去上洗手间2024澳门特马今晚开什么 ,时代资料解释落实_探索版7.422？老师说，这并非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有标准答案。
老师手里拿着一个苏格拉底玩偶，5到7岁的孩子们想要表达见解，就拿着苏格拉底发言。那节课大家谈论的话题之一是幸福。老师让学生用橡皮泥捏一个能让自己感知幸福的东西。有人捏了一只牛，认为它温顺、不伤人，与人为善是一种幸福；有人从反向思维表达，捏出乌云和雨，认为下了雨没法出门，让自己不幸福。
翻译在周轶君身边同声传译，孩子们的发言让她惊讶。她把课堂发言摘录满A4纸的两面，当晚转述给团队成员。
她发现，法国人思考问题的尺度可以非常小。比如谈论爱时，如剥洋葱般层层落落展开：什么是爱？爱的反面是什么？爱一个人和爱一双球鞋有什么不一样？她体察中式教育塑造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框架很大，但难以细下去。
在另一节面向9到10岁儿童的哲学课上，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你的爱还存在吗？有孩子说，爱是你自己的决定，你决定爱，就可以继续。讨论恶，有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刚出生的婴儿不停地哭，吵得大家都不能睡觉，但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作恶。
“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周轶君说，旁听时她不再追求标准答案，发散地随着孩子们的思维东晃西晃，“你发现他们的词语都不是咱们说的泛泛而谈，不是俗套的话，不是在学大人说话。”
如果人们羞于去谈论爱，谈论现实中的私人情绪，就会让它们更加朦胧。“我们一说情感、感觉，都有点说不透。我们都这么大了，成年人了，但没法把高兴分成30个层次去聊，也没法把沮丧分成好几个层次去聊。”任长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生而为人，这个东西很重要。”
直面禁忌，允许犯错
周轶君曾经看过一本法国的儿童哲学书，主题之一是懒惰。她当时心想，书里再怎么分析，最后的结论总归还是要落到，人不应该懒惰。结果却出乎意料：它最后的结论是一幅画，一个法国人躺在沙滩上，说，懒惰是OK的。
周轶君觉得，在中国文化中，懒惰有时被思想家视为一种“恶”。“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恶的、不好的东西，回避比较多，不太去探讨它。”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卢梭研究教育，认为艺术起源于自恋，历史起源于暴君。很多东西起源于恶，他会做非标准面的研究，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
在周轶君走访的几个国家中，德国的教育不惧怕直面“恶”。在柏林的市中心，排列着2711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周轶君和柏林郊区一所小学的师生一起前往纪念碑参观，她问起这种历史教育的目的，老师回应：与其让学生从社交媒体、假新闻中获取资讯，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
“在其他文化中，那些禁忌而隐晦的内容，在德国人心中是透明的。”周轶君说。
周轶君参观了德国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这座建筑的设计意图是为表明：战后德国的运作是透明的。（受访者供图）
这种透明也延伸至性教育。德国教育政策有四项全国性的要求，其中一条是进行性教育。同时，德国政府还会为14到22岁的女性提供免费的避孕药物。
在一个名为Pro Familia的家庭支持机构，教育专家里特拿出不同尺寸的男性生殖器模型，周轶君惊觉“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里特用安全套测量仪测量不同模型的直径，得出最合适的安全套尺寸。他说，这是为了避免使用时安全套滑脱，导致怀孕。
一系列的举措让德国成为整个欧盟早孕率最低的国家。
德国也因为强盛的制造业而闻名。一位职校校长向周轶君总结经验：“高质量（的制造业），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错误。”
德国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实行双轨制。周轶君发现，三分之二的德国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整个社会没有“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的想法。
走访巴伐利亚州一所职校时，周轶君碰到一个刚刚从大学退学转来的男生。他的大学专业注重艰深的理论，但他更喜欢实践类的项目。在职校，学生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在对口的企业工作，领取薪水，毕业后可以直接留在工厂工作2024澳门天天六开彩免费图 ,全面解答解释落实_尊享版2.777。
“职业学校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只要学习按钮该怎么按，螺丝要怎么拧。”周轶君介绍，“而是要知道按钮背后的一套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螺丝是什么材料，怎么生产的。”工厂学徒制度在德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她去探访一个童车工厂，一对师徒，师傅从事了18年童车制造工作，光凭手摸就能判断出材料。
双轨制教育机制也提供了容错率。职业学校毕业后，甚至工作几年后，年轻人仍然可以重新进入大学学习。
在德国一座小镇的小学，一个班实行混龄教育，没有老师统一制定的教学进度，学习材料按照深入程度划分不同板块，进度全由学生自行把控，老师在一旁帮助。周轶君带着愧疚询问老师：对孩子的高度信任来自哪里？会不会有孩子抄袭已过关孩子的参考答案？
“我认为信任来自，不要总将孩子们相互比较。如果对全班说，这是你们的测验，你们要同时在这里完成同样的测验，他们自然会相互比较，通常这就是学校测验的目的。”老师告诉她，“但是如果测试只用来评估你个人，你是否学会了所有知识，如果没有，我们会帮助你。我为什么还要去抄别人的答案呢？测试是单独的，而非公开的。”
没有什么教育是一定好的
走访了五国，周轶君意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不同的文化，长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你说哪一种更好更有意思？真没有标准。”
周轶君对简·莫里斯《世界》里的一个表达印象颇深。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国际新闻记者简·莫里斯在几十年间游历多国。在书里，她坦诚表达俄国人不够友好，对芬兰则观感颇佳，人都友善，社会很有秩序。
“但她说，在芬兰，如果我去餐厅吃饭，你不要指望晚餐时间坐在你旁边的是屠格涅夫。什么意思呢？她觉得俄罗斯固然混乱，但是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从那种环境里长出来的人，有被压抑的部分，可是也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周轶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芬兰人从非常好的环境长出来，但那样的人可能有点单一。咱们讲，好山好水好寂寞，他的纯洁，他的好，也有单一性。”
不同国家地域的教育状况，就像很多面镜子。周轶君说，镜子里面看到的，不应该只有差距和悲哀。“有些疯狂是应该停止的，但是也有一些文化里的发愤图强、希望更好，是不可改变的。而且那个东西一定错了吗？也未必。”
她以新加坡和新西兰举例，它们各自需要怎样的公民？新加坡可能紧迫需要精英管理人士，而新西兰更需要的是理解当地的地热资源、动物资源，懂得种植水果的人。周轶君总结，“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国家对于公民需要也不一样，培养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去新西兰采访时，一位华裔国会议员告诉周轶君：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好与坏定义为年轻人有多激进、多拼、多有钱，新西兰榜上无名。但如果把它定义为年轻人虽然胸无大志，但有自己安稳的家庭，好的人际关系，那新西兰榜上有名。
在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前，周轶君问前来参观的孩子，如何看待战争。（受访者供图）
任长箴没有孩子，也没有把各国教育方式拿回家试试的需求。在她看来，这些教育思路“只有特点，没有优点”，能效仿到什么程度，完全因人而异。
“比如德国的混龄班，在中国怎么能实现呢？咱们一个班里五十多个孩子，就这么几个老师，当然得按一个标准，最后把好生选拔出来，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我绝对没有一个观点说，拍了外国的教育，就觉得中国的教育都不靠谱。”任长箴说，“但是我觉得，在选拔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培养的因素？比如加一点哲学课，培养一点感性的东西。”
观察了那么多国家的教育现状，周轶君感受到自己教育观念也在局部修正。
她出生在一个教育严苛的家庭，母亲是会计。小时候，她的数学常常考砸。在房间里听到自行车的声音，就知道妈妈回来了，免不了挨顿揍。
回忆往昔，周轶君认为，一个人很难寄希望于自己接受纯理想的教育。“你不是那么接受的部分，也是在给你将来长出一个反对它的动力积攒力量。你会很快地辨认出那是什么。”成为母亲后，周轶君尤其拒绝将孩子和他人比较，也不会无休止地要求孩子强化某一门功课，甚至因此羞辱他。“（我）对这个事情很敏感。”她说。
但埋在基因里的管治惯性难以避免。“我们小时候非常被忽视的一件事情，孩子最大的愿望是长大成人，很想像大人一样有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他压制住了，我不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她说，“你知道家长是妄念特别多的物种。”
她回顾自己的经历，一个上海女孩，到北京念阿拉伯语系，父母虽然不了解那是什么，仍然放任她去选择。“如果我的孩子做同样的决定，学一个我完全不理解的东西，我能放心吗？”她说，她得说服自己。“现在的父母的问题在于，父母都太能了，太知道要干什么，太知道怎么规划了。”
接受采访的前几天，周轶君带儿子去爬山，爬到高处，身边人都提醒她叫孩子下来。她想到新西兰的“没规矩操场”，忍住没有叫喊。
“我觉得他可以。因为他有一点点攀岩经验，知道四个点里找三个点是稳的。我评估了一下，那个情况下，就算摔一跤，还好。就让他去试吧。”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责编 李慕琰
